把自己的遭遇向警察全盘托出，警察表示爱莫能助,通常来说在欧洲大部分轻罪（以及部分重罪）他们都爱莫能助,这不是说警察系统有多腐败,
只是警力不足是世界性问题。虽然有电话号码作为线索，但案件侦破的可能性仍然极低。
“荒谬！”老刘回到公寓里的时候愤愤地说，“这样的城市还怎么住人？赶得上中国了！册那大白天闯空门，没有王法了！”
像是老刘这样的中年男人是很典型,
就好比伊斯坦布尔机场的那位lv男，大概是年轻时的烙印太深，不管自身境遇如何，中国政府必须是天下最大的反派，形容巴黎变坏——赶得上中国了，政府派飞机来接滞留旅客，背后也必定深藏阴谋，就是让他免费上了飞机，也还是难听得到一声好。
和这种厌弃相对的是对外国人在中国超国民待遇的狂热追捧，这当然主要是吹嘘他回国时的风光，还有对世上一切外国的无理由信心，只要是外国就一定比中国好（对这种人来说，第三世界国家不存在的），他就很向往新房客的家乡台湾，“台湾就不会有这样的事对吧？还是台湾好，我儿子常讲中华民族最后的传统都凝聚在台